“其实，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对性侵案受害者的证言部分，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。”樊星说，被性侵儿童只要在不受成人影响下，“大概描述事发经过，或者不一定会说得很准确，但可能会演示几个动作等，再结合其他证据，就可以推定是否发生性侵”。

面对证据，官启兴最终低下头来，“村里总有一些不方便入账的开支，比如超额的伙食费、娱乐场所消费等，但是我们不可能让村干部自己掏腰包啊。”据官启兴交代，为填补这些不便入账的开支，他与杨加亨、杨志明、杨祥鑫等前后三任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村干部采取虚增、虚列扶贫项目等方式套取村财，用于账外支付村级接待以及娱乐消费等支出，所涉金额共计11.2万余元。

《投入！国家10年1600亿元推动西藏提升办学条件》这一最新司法尝试引起关注。教师、幼儿园工作人员、教练、保安等，这些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和有权威地位的官员、名人等，他们是儿童熟悉又敬畏的人，也是性侵儿童案件常见作案者。儿童因此不敢说、不能说、不愿说。